1950年，考古学者在位于郑州老城东南二华里的二里岗遗址首次发现了一种新遗存，由此命名了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文化”。20世纪7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贝格利教授，从铜器研究的视角，提出了“二里岗帝国”的论点，随后也不断有学者肯定、使用这一定义。
“早期帝国”的概念在全球文明史范畴内，已经是习见、通用的，这种政体有这样几个共性：首先，就是高度集权；其次，大体量；最后，都是“外向型”国家。根据这个概念的界定，二里岗文明是完全堪称广义“帝国”的。
(资料图片)
从贵族阶层的青铜礼器，到民间层面的日用陶器，这个高度集权的帝国，像一个威严的“大家长”，自上而下，把政权的力量渗透进社会方方面面。
青铜礼器：严格制造，严格使用
图源 许宏新书分享会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高度集权的二里岗帝国，在对待祀礼、武器这些“一国重器”时，自然极为重视。
考古研究发现，约在二里岗文化早期，位于郑州商城内城以南、内外城之间的南关铸铜作坊已开始使用，并沿用到二里岗文化晚期。该作坊遗址位于内城南城墙中部以外约700米处的微高地上，面积约2.5万平方米，应是二里岗国家最大的铸铜工业生产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多年致力于夏商周文明、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据许宏介绍，高精尖的青铜礼器容器铸造技术被王权独占，是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惯常做法。在二里岗帝国的该铸铜作坊中，考古人员就发现了用于铸造青铜容器的陶范（注：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采用合范法，即为后世称为陶范法的铸造工艺），所铸青铜器器类繁多，有生产工具类的斧、刀；武器类的镞、戈；计有容器类的鬲、鼎等，种类繁多。这表明二里岗时期，青铜容器都是在都邑内制造的，体现了当时王权对国家铜器的高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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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制造，在铜器的使用方面，二里岗帝国也有明显规范。”许宏说。考古挖掘的二里岗各等级墓葬，在随葬器物上的差别清楚显示出，铜器的种类和数量是墓主等级和身份最重要的物化体现：
中低级贵族的墓葬随葬一套或多套铜酒器；以铜酒器和陶酒器配合而成的墓葬应属于贵族里等级最低者；等级再低的只能随葬铜兵器、工具，墓主身份已不是贵族；只随葬陶器的墓葬则属于普通平民。这说明，当时以礼器的数量和种类彰显身份的规制应已形成。
许宏补充道：“二里岗国家最重要的殖民据点，长江中游的武汉盘龙城，出土了郑州商城以外最大的青铜器群，其中最大的器物是青铜圆鼎，通高55厘米。而郑州商城所出铜器，最大已高达100厘米。两者形制几乎一致，但大小规模远不能相提并论。”二里岗帝国对于青铜重器的独占，由此可见一斑。
日用陶器：安排得明明白白
“不仅是青铜礼器，二里岗文明时期，就连民间层面的日用陶器的使用也被控制到了。一个政权能够把管控下延到民间层面陶器的使用，这个政权力量的集中性是可想而知的。”许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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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陶器通常制作工艺简单而不便携带，往往具有极强的地域性特点和文化传统上的保守性，很难达到广大地域内制器风格的高度一致。二里头时期，有三四十种陶器风格，百花齐放，形态尺寸都不一致。但这种情况，到了随后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就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化，普通平民日常使用的陶器，也被国家安排得“明明白白”。
考古博士秦小丽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对此做了系统深入分析，得出结论：在二里岗时代，中心地区的陶器风格一旦确立，便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扩张，其影响力度也较前期大得多，使当地系统陶器消失殆尽，呈现出二里岗文化陶器的一元化、整齐化的特征。这说明，二里岗时代中心势力对地方的影响力更为强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系统得到了极大的加强。
这种整齐化，甚至可以从普通炊器的形制、尺寸上表现出来。譬如，二里头时代的主要炊煮器为深腹罐，进入二里岗时代，这类炊煮器在普遍小型化的同时，其口径与器高均逐渐呈现规格化的倾向。
除此之外，二里岗帝国的陶器生产在手工业专业化、以及分工上进一步细化。出现了专门生产陶盆、陶类炊器的作坊，以制陶为专业的工匠群体，明确规划的作坊区域等。这些都体现了国家层面对社会的管控能力。
结语：
总之，二里岗文明在铜器、陶器风格上显示出的高度一元化特征，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模仿，这背后有着某种强烈的支配制度，是二里岗帝国以郑州商城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强势扩张、影响的具体体现。
时至今日，当人们再次走进博物馆，凝视着这些规制严格的器物时，曾经二里岗帝国的“霸气”与自信，穿透历史的尘埃，依然明晰可见。（正观新闻记者 彭茜雅）
参考资料：
许宏《最早的帝国：二里岗文明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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